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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實說,蔡明亮的電影沒那麼好懂。但是他的每一部電影,卻都刻畫了他一段時間的思考與人生態度。在現實世界流失了的珍貴,他藉著電影自己去建構的同時,卻也以戲,導出自己的人生。
 
 
 
在永和一條巷弄裡的3層樓工作室,找到了蔡明亮。他頂著一如往常的小平頭,雙目炯炯,穿著簡俐,整個人顯得非常清醒。晴朗的午後,這位近期正進行全台灣跑透透、緊鑼密鼓宣傳新作《黑眼圈》的名導,臉上的表情帶著些許興奮和喜悅,他一手逗弄著從門外冷不防竄進來的小男孩—李康生的姪子,然後以寧靜的目光、沈穩的語氣,娓娓說起一路走來的創作…。 20歲來台灣求學、長住,36歲拍第一部電影,從《青少年哪吒》《愛情萬歲》《河流》《洞》《你那邊幾點》《天邊一朵雲》一路到《黑眼圈》,電影裡的蔡明亮永遠掙扎著對抗普世價值,在紛擾、保守、緘默的世界裡,他用安靜、大膽、爭議的作品昂然挺立。他的產量不多,也因此,每一部電影都刻畫了他一段時間的思考與人生態度。在他明亮的外表下,隱藏著一顆孤寂卻又樂觀的心。他用創作去挖掘人生,挖掘他內心的憂鬱。「每一階段的電影,就好像是當時人際關係的反應。」蔡明亮微笑著說。
 

 

◎尋找愛情—《愛情萬歲》,1994

40歲以前,我對人際之間關係的理解,是絕對疏離的。我將我的寂寞深深地反應在作品裡。1993年,到台灣已經10多年,以一個異鄉人在這裡尋找生命與創作的泉源,開始拍繼《青少年哪吒》之後的第二部電影—《愛情萬歲》,由此建立影像敘事風格。
這是一部孤寂又滄桑的電影,多少也透露了那個時期的我,對人生與情感,有著強大的不確定感。拍《愛情萬歲》的時候,我有一個最清楚的印象就是「尋找」愛情。但是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,好像並不是像人家說的「回首那人就在燈火闌珊處」,我回首,什麼都找不到,什麼都沒有。這種「找不到」的孤寂感,蔓延在這個階段的作品之中。一直要到將近10年後,我才重新找回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聯。

 
◎回鄉沈澱—《洞》,1998
1999年的金馬獎,因為《洞》題材太過震撼,而遭到評審惡評,過程不是愉快的。這一年,我第一次退出金馬獎。我發現電影就是一個生意,很多人要求我得討好觀眾;許多事情超出了創作之外,再加上大環境不穩,出現地震、墜機、白曉燕事件等,讓我對住了太久的台灣有點麻木;於是我搬回吉隆坡居住,但那段時間,也得以觀察離開了很久的馬國現狀。
當時正值亞洲經濟風暴,最吸引我的是沒有身份、到處流竄的外勞。或許因為自己也是以一個馬國人身份在台灣打拼,對他們特別心有戚戚焉,這也埋下了後來《黑眼圈》的創作起源。
在吉隆坡的一年,我什麼也沒做,只是生活,感受當時祖國的大環境。曾在午夜街頭遇到一個印尼女孩,20出頭的年紀就在當乞丐,跟吃宵夜的人伸手要錢;隔了幾個月我回到同樣的地方,女孩已經懷孕,還流浪在街頭。我忍不住去找社會局,想幫助這個女孩,但女孩卻因為自己有吸毒,嚇得跑開。 這樣的故事在那一年的大馬,層出不窮。我從許多浪蕩街頭的外來人之中,獲得心有戚戚焉的感悟,之後帶著這樣的感悟重回台灣,繼續拍片。



 
◎重新出發—《你那邊幾點》,2001
《洞》之後隔了3年,我才交出新作《你那邊幾點》。但這一次,是經過徹底沈澱之後,重新思考創作方向的再出發。我的電影與人生,都像是被淘洗過一次,進入一個新階段。拍攝時我把觸角伸向法國巴黎,第一次在作品中出現濃濃的異國情調,藉由分處台北、巴黎的兩個陌生人的奇異交集,傳達人際間的奇妙緣分。比起之前,此時電影裡的人際關係,似乎不是那麼絕對分離了。
2001年《你那邊幾點》上映之後,我決定以「全省地毯式校園巡迴演說」的土法煉鋼方式,深入校園與學生對談,推銷電影。我的理想是在好萊塢商業電影徹底同化全球之前,堅持藝術電影創作的「反作用力」。「要讓嚴肅存在,社會才有正向。」我如此相信。如果一味的朝主流去討好,真正的藝術會消弭不見。某次在馬來西亞跟朋友搭9小時的船去原始部落,但船上播放的電影都是《洛基》。那種感覺很怪,好萊塢電影簡直上天下海,連原始森林都被它掃掉。因此,就為了留住一些看「非主流電影」的觀眾,每次行銷自己電影的時候我都很用力,深入民間,一步一腳印,去建立影迷群。《你那邊幾點》獲得口碑和票房上的雙重成功,或許證明了我的想法與作法吧。
 
 
◎稀釋疏離—《天邊一朵雲》,2004
我一路創作,一路都跟自己的生命在對話。《天邊一朵雲》已經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慢慢拉近,也代表我對人際關係的領悟,有了變化。
我之前都在拍疏離,到這一部電影,已經想要讓小康和陳湘琪談一場戀愛了,雖然還是很慘。人遇到的事情很多都不是你所期待的,甚至可能相反。風不吹,雲就不會動;風又吹,雲又分開了。全都是命運的安排。影片最後,人物的結合,我很喜歡,我要問的問題是「妳愛他這件事是不是真的?」稀釋了內心的疏離感,重探人際關係時,我發現自己豁達了一點。
有一次和李康生一起去剪接室,在那途中我突然有幸福的感覺。和小康工作了10幾年,有絕佳的默契;過程裡有外界的干擾,但是我們並不受干擾;沒有很多錢,無法住豪宅,騎著摩托車,但我們一直合作一個一個作品出來,被人們看見。那天在那條去剪接室的路上,我感覺到一種安定,就如張愛玲所說的「現世安穩」。這樣的安穩,使我能夠更加坦然接受生命的安排:人們來來去去,但在交合的那一刻,是珍貴的。

 

◎再回故土—《黑眼圈》,2006
創作真是一個因緣吧。雖然我還持有馬來西亞身份證,現在卻都被當成是台灣導演,而我大部分的時間也都留在台灣。我的創作從台灣開始,也延續在台灣;落葉歸根的觀念對我來說是不重要的,人在哪裡,哪裡就是我的家。對於台灣和馬來西亞,我都有很深的感情,現在每次回到馬來西亞,那份熟悉感還是在,也還是最想吃一碗乾麵。
到了《黑眼圈》,我終於回到馬來西亞拍電影,回到這個生長的土地。其實隨時光變遷,太多地方都已經不同,找不到過去的味道,我只能描繪長大之後對馬來西亞的感覺,與所關切的問題,像是外勞、貧窮等。
在《黑眼圈》裡,有大量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接觸、互相照顧,多是溫暖而動人的。年輕時我內心生澀的掙扎,此時已經幾乎不見;取而代之的是對世界溫柔的觀察。一路拍到這一部就覺得,當人心裡什麼概念都沒有時,反而會很強烈地覺得他要的東西非常明確—不過就是一種精神的依靠。我明白,身邊有這些人在這邊,很好、很快樂。當然我知道有一天我們都會失去彼此,但這過程是很足夠的。

 

【後記】
訪談結束之後,蔡明亮迫不及待的又去與小康的姪子玩耍,兩人在工作室裡跑上跑下,不亦樂呼。
彼時我深深感覺到:在生命這個階段裡的他,對自己與週遭的人們的感受,是篤定的。他外在給人陽光而積極的感覺,與作品的寂寞內涵頗具反差。忽然想起蔡明亮告訴我的;「我是藉由拍片的過程,跟自己對話。我是往內看,而不是往外。往內看什麼東西都很珍貴,卻在現實世界流失了,我還可以在電影裡自己去找到。」我想我有點明白了。他是用電影再建構堅實的內心,用外表來面對現實的世界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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